劉元春：2017年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穩(wěn)增長軌道
2015-06-25
劉元春：2017年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穩(wěn)增長軌道
本報記者商灝北京報道
在6月20日舉行的中國宏觀經濟2015年中期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劉元春應《華夏時報》約請接受專訪時表示，綜合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加以觀察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當前正處于低迷與繁榮、蕭條與泡沫并存的狀態(tài)中。經過2015年至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長源和新的動力機制，中國宏觀經濟將在2017年出現穩(wěn)定的反彈，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wěn)態(tài)增長軌道之中。劉元春從多個方面深入闡述和解釋了他的這一判斷，并提出了16條政策建言。
新常態(tài)正發(fā)生變異
《華夏時報》：就大量數據而論，中國宏觀經濟的新常態(tài)正在發(fā)生哪些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化？
劉元春：我們看到的來自各方面的統(tǒng)計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在大改革、大調整等多重因素的沖擊下已發(fā)生變異，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將在各類數據超預期回落中步入新常態(tài)的艱難期。一方面，在外需低迷、投資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總需求收縮十分明顯，經濟下滑開始從過去“新常態(tài)”潛在增速回落主導的模式轉化為“趨勢力量”下滑與“周期性力量”回落并行的格局，GDP平減指數全面為負標志著中國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較為嚴重，需求不足已開始觸及底線。另一方面，在不平衡力量持續(xù)發(fā)力與結構性政策的助推下，中國經濟在總體疲軟中出現了深度的分化，轉型成功省市的繁榮與轉型停滯省份的低迷、生產領域的蕭條與股票市場的泡沫、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困頓與新型產業(yè)的崛起同時并存。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關鍵期、風險全面釋放的窗口期以及經濟增速筑底的關鍵期已經到來，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疲軟中開始孕育新的生機，在艱難期之中曙光已現，在不斷探底的進程中開始鑄造下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基矗
值得注意的，2015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不僅全面進入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攻堅期，同時還出現了大量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新特征和新問題，這些特征和問題將決定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宏觀經濟運行的軌跡。
《華夏時報》：能夠表達這種變化態(tài)勢的具體判斷有哪些？
劉元春：第一，名義GDP增速的過快下滑、局部區(qū)域增長塌方式的回落以及部分縣級財政全面陷入困頓表明中國宏觀經濟的脆弱性已步入新的階段，需求不足的全面顯化說明我們對于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的理解需要不斷深化。防止需求過度回落帶來的經濟局部坍陷和局部風險的擴散依然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之一。
第二，持續(xù)的工業(yè)蕭條和過高的企業(yè)高債務導致很多企業(yè)利潤空間快速收縮，部分企業(yè)步入“盈虧”與“倒閉”的臨界點，“通縮-高債務”正反饋效應開始在工業(yè)領域蔓延，GDP平減指數為負所帶來的收縮效應大大超過貨幣管理部門的預期，債務周期依然是左右中國經濟短期波動的核心力量。
第三，傳統(tǒng)權貴階層和利益集團在大改革與大整頓中受到全面沖擊，地方懶政與庸政現象常態(tài)化。這種常態(tài)化與實體經濟的收益下滑、體制調整等因素共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失靈——財政政策名義積極，但實質緊縮；產業(yè)政策名義擴張，但遲遲難以到位；貨幣政策名義穩(wěn)健，但實質緊縮。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tài)步入到“攻堅期”，要求我們必須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哲學思想、理論框架以及操作工具做出大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再定位不僅有利于提升調控短期波動的效率，同時也有利于緩和中長期潛在水平回落的幅度。
第四，“城投債”違約、“超日債”違約到2015年的“天威債”違約，標志著中國債務風險開始全面蔓延，傳統(tǒng)的“借新還舊模式”已處于崩潰的邊緣，宏觀“去杠桿”與微觀企業(yè)減負成為左右中國未來調整與重整的關鍵。地方債務的置換、資產證券化的全面啟動以及利用股市啟動的宏觀“債轉股”成為中國金融結構性轉換的關鍵，并左右著近期中國宏觀經濟的景氣和風險。
第五，利用資本市場來實施“宏觀去杠桿”戰(zhàn)略，帶動企業(yè)走出“通縮-高債務”困局，是中國宏觀再造的關鍵。股票市場的快速回升不僅產生了強勁的財富效應和資金置換效應，但同時也在杠桿化融資的作用下帶來了泡沫?；夤墒信菽哪Ｊ讲粌H決定了中國“宏觀去桿杠”戰(zhàn)略的成敗，同時也嚴重影響著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wěn)定性。
第六，房地產調整速度比預期要快，對宏觀經濟特別是對基層縣域經濟的沖擊比預期要大，但在3月份以來極度寬松的房地產新政的調節(jié)下，房地產市場的底部提前到來。下半年房地產復蘇的速度左右著中國本輪觸底反彈的時點和反彈的模式。
第七，新平庸與“大停滯”的世界經濟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依然超乎經濟主體的預期。世界經濟在“趨勢性因素”、“不平衡調整”以及“超級債務周期”等因素的作用下使世界各國“投資增速超調”和“貿易增速超調”等現象依然在向深度蔓延。這決定了中國2015年出現的投資增速的回落、外貿的低迷以及資產價格的上揚等現象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結構性大調整和周期性調整的一部分。世界經濟的總體走勢和周期輪轉依然是未來中國經濟和轉型的核心力量，中國經濟調控和治理必須要求世界的視角。
第八，周期性力量與趨勢性力量的疊加可能使本輪宏觀經濟調整呈現“不對稱W型”調整模式，結構性調整的全面啟動決定了2015年將是中國宏觀經濟加速探底的一年和新常態(tài)艱難期的第一年。
第九，4月30日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新定位和“穩(wěn)增長”力度的全面加碼在短期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模式，使上半年超預期回落的宏觀經濟在三季度提前觸底回升，緩和了經濟下滑帶來的各種壓力。但由于刺激政策效果的強烈遞減，市場預期的“3月淪陷、4月救贖，5月反彈”的模式可能踏空，四季度經濟的反彈依然面臨持續(xù)強化的下行壓力，本輪周期調整的模式難以根本改變。
《華夏時報》：上述判斷可以導出怎樣的政策假設？
劉元春：根據上述九個定性判斷，我們推論2016年是中國新常態(tài)攻堅期的最艱難一年，它將是本輪“不對稱W型”周期調整的第二個底部。落后產能的淘汰、虧損企業(yè)的處置、地方財政困局的紓解、新舊體制的全面對接、股市泡沫的緩釋、新動力的持續(xù)培育、“微刺激”的可持續(xù)以及結構性政策的加碼都將對2016年宏觀經濟觸底的方式、底部企穩(wěn)的基礎以及2017年輕度反彈的力度產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我們設定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假設為，第一，2015年與2016年財政預算實際赤字分別為16000億元與17000億元；第二，2015年與2016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分別為6.09∶1與6.02∶1。
核心問題和新風險
《華夏時報》：通過對于中國宏觀經濟變化特征的深入分析和清晰認知，你認為所存在的核心問題和深藏的風險是什么？
劉元春：2015年上半年，總體上處于趨勢性的回落和周期性下滑的階段，各類宏觀總體指標下滑較為明顯，并超越市場的預期，大有開啟新一輪蕭條的跡象。與此同時，結構性調整進一步深化，使低迷中存在繁榮，蕭條還有泡沫，轉型中存在新的生機和新的動力，回落中觸底跡象開始出現。
上述這些新特征和新表象同時蘊含著大量新的問題和風險。這些風險除了2014年四季度報告我們關注的“服務業(yè)景氣變化”、“企業(yè)績效惡化”、“就業(yè)質量下降”、“債務風險上揚”、“房地產周期調整”等風險和問題以外，2015年還有以下幾個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和風險。
一是趨勢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的疊加，使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失速的風險，部分區(qū)域和部分行業(yè)超預期的塌陷導致中國經濟的脆弱性步入新的階段，未來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問題的惡化隨時可能觸及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底線。
二是過快的債務增長以及企業(yè)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過高的問題在2015年開始與生產領域的通貨緊縮相疊加，導致“通縮與高債務效應”出現，局部風險惡化和蔓延的程度隨時可以加劇，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內生性緊縮效應也將更為嚴重。
三是政治經濟環(huán)境的變異導致傳統(tǒng)宏觀調控政策的傳遞機制發(fā)生變異，傳統(tǒng)的宏觀經濟政策失靈問題十分嚴重。
四是利用大騰挪來實施“宏觀去桿杠”，利用股市繁榮來達到啟動經濟，對沖生產領域的低迷，雖然是順應潮流的、恰當的戰(zhàn)略選擇，但依然會帶來巨大的風險。能否有效地駕馭這些風險，不僅關系到宏觀去杠桿的成敗，同時也對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帶來巨大的沖擊。
中短期視角下的展望
《華夏時報》：2015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所出現的變化特征和深層次的問題與風險，其在中短期內將如何演化？
劉元春：第一點，從周期角度來看，2015年不是本輪“不對稱W型”周期調整的第二個底部，世界經濟周期、中國房地產周期、中國的債務周期、庫存周期、新產業(yè)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經濟周期決定了2016年中期才能出現堅實的觸底反彈。
第二點，從短期來看，在穩(wěn)增長政策強力加碼的作用下，2015年GDP增速將在三季度觸底，四季度出現小幅反彈。但本輪反彈依然逃不出2013年至2014年期間的幾輪“微刺激”的命運，短暫而又輕微，2016年一季度GDP增速將會出現又一次較大幅度的下滑，與此同時，本輪觸底的各種跡象開始顯露。
但是還存在一個最大的風險，妨礙2015年GDP增速三季度筑底、四季度反彈的判斷，這就是股市崩盤。觸發(fā)這種現象發(fā)生的因素及其觸發(fā)的時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上半年宏觀數據提前觸底的跡象更為明顯，從而導致宏觀經濟調控管理部門對形勢做出錯誤的判斷，不持續(xù)采取新的寬松措施，甚至回收部分措施。這個時點主要發(fā)生在7月上旬。其次，新股發(fā)行、增發(fā)和減持套現導致股市信心全面逆轉。這個時點很可能出現在股市指數處于5100點左右。另外，各項預期的改革沒有按時推動，導致大家預期的“改革牛”和“政策?！睕]有真正的改革舉措、改革紅利以及新的政策給予扶持，從而導致股市過早、過度地釋放投機因素。例如國有企業(yè)大規(guī)模重組和資產證券化大大延遲。再例如注冊制沒有按時有序展開，沒有有效地緩釋股票市場的泡沫。同時，房地產市場復蘇的速度和幅度遠遠超過大家的預期，導致房地產市場快速吸引大量的流動性。因為涉及18萬億多貸款存量、每年8萬億左右的銷售、4萬億左右的土地購買、9萬億多的投資的房地產市場在其各種參數復蘇之后將對每天交易額2萬億左右的股市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再者，在資本與金融賬戶大幅度放開之后，美國聯儲宣布加息，導致資本外流規(guī)模過大，從而引發(fā)國內資本市場過度動蕩。這個時間點可能在四季度。
第三點，隨著穩(wěn)投資政策的各項舉措全面到位并發(fā)生作用，股市持續(xù)高漲帶來上市公司的資金效應得以落地，房地產市場的回穩(wěn)帶來房地產投資開始觸底回穩(wěn)，下半年將逆轉投資增速快速回落的趨勢，城鎮(zhèn)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在三季度觸底之后出現反彈，全年增速預計為12.1%，比2014年回落3.6個百分點，2016年投資增速將持續(xù)回落。
第四點，在收入效應、價格效應以及財富效應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2015年下半年消費增速將呈現小幅反彈，預計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7%，比2014年回落了1.3個百分點，但考慮價格因素，實際增速基本持平。2016年消費增速將出現反彈，成為2016年經濟的核心支撐點。
第五點，由于世界經濟復蘇總體依然低迷，中國出口增速和進口增速雖然將改變上半年持續(xù)回落的局面，于下半年出現輕度的反彈，但依舊難以改變低迷的局面。預計2015年出口增速為2.6%，比2014年回落2.3個百分點，進口增速為-8.0%，比2014年回落7.4個百分點。但貿易順差大幅度擴大，較2014年提高了57%，達到36894億元，預計達到GDP的5.4%?？紤]服務貿易和其他項下的逆差，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將超過3%。
第六點，在供求失衡與輸入性通縮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居民消費者價格低位運行，CPI增速為1.5%，遠低于國家的價格目標，較2014年下滑了0.6個百分點。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GDP平減指數為負，全年同比增速為-0.5%。
16條政策建議
《華夏時報》：根據上述深入分析，你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未來發(fā)展，有怎樣的政策建言？
劉元春：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是中國步入新常態(tài)艱難期的第一年，2016年是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全面筑底的一年，很多指標在持續(xù)下滑中將逐步止跌。
與其他年份不同的是，2015年在總體疲軟的環(huán)境中各種結構指標出現深度調整。經過2015-2016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長源和新的動力機制，中國宏觀經濟將在2017年出現穩(wěn)定的反彈，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穩(wěn)態(tài)增長軌道之中。在此過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注重以下幾個方面的要點。
第一點，要不斷深化對于“新常態(tài)”內涵的理解，不能將新常態(tài)淪為新的教條和庸政懶政的借口。要避免在趨勢面前過度悲觀，在世界經濟大周期面前過分能動，在大改革面前過于理想。第二點，要充分重視“薩伊定律的逆否命題”在當今中國的指導意義。第三點，要強化對于“超級債務周期理論”、“長期停滯理論”和“世界技術周期理論”的研究，必須看到中國“新常態(tài)”依然是世界經濟大周期的一部分，不能脫離世界經濟周期過分強調中國因素。第四點，要高度重視2015年名義GDP增速、GDP平減指數以及核心CPI等參數的質變，認識清楚目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已經開始從傳統(tǒng)的趨勢力量主導的下滑轉向趨勢性與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轉變，要高度重視“有效需求不足”長期化帶來的中期負面影響，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定位應當進一步向寬松調整。
第五點，不僅要高度重視在總量上趨勢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的疊加帶來的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失速的風險，同時也要重視部分區(qū)域和部分行業(yè)超預期的塌陷帶來的中國經濟的高脆弱性，新常態(tài)攻堅期必須強化“底線管理”，高度重視總量和結構指標的變異。第六點，高度重視中國在大轉型中區(qū)域性和結構性的差異，避免政策整齊劃一的實施激化宏觀經濟在結構性和區(qū)域性之間的張力，導致局部塌陷帶來強烈的“連帶效應”。“木桶效應”已經在中國區(qū)域政策管理中強烈顯化。第七點，高度重視大改革、大調整以及新常態(tài)時期所帶來的傳統(tǒng)宏觀經濟政策失靈問題。一方面要在中期采取促進改革，重構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機制來提高傳統(tǒng)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效率，但另一方面還必須創(chuàng)新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和工具，適度采取非常規(guī)宏觀經濟政策和過渡性政策安排。
第八點，高度重視生產領域的通貨緊縮與高債務疊加產生的內生性緊縮效應。一方面要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對沖價格過度回落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還必須通過大騰挪等措施，多途徑解決企業(yè)高債務的問題。因此，債務置換、資產證券化、利用股市實施的宏觀債轉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較大幅度下調應當同時并舉。第九點，高度重視中國宏觀經濟與股市背離的問題。一方面要從戰(zhàn)略上認識到利用股市繁榮來降低企業(yè)債務率、啟動經濟和推動資本市場改革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還必須認識到股市泡沫對中國宏觀經濟帶來的風險。第十點，進一步通過差別化政策推進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我們在新興產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中失敗的教訓，不能把中國戰(zhàn)略轉化為各級部門短期的行政運動，更不能通過國家補貼等模式形成新的尋租活動。
第十一點，“貿易超調”、“投資超調”以及“資產價格效應”是本輪世界后危機時代的新現象和新規(guī)律，不能簡單從歷史視角來認識中國投資、中國外貿的增速下滑，必須從世界角度認識中國競爭力的變化，從而避免在外貿扶持、投資促進等領域用力過猛。第十二點，針對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有效落實的現狀，政府應當在積極推行財稅體系改革的同時，建立相應的過渡機制，緩解經濟下滑和改革所帶來的財政政策傳導機制失靈的問題，全面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第十三點，貨幣政策應當根據新時期的要求全面重構，其哲學理念、理論基儲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難以適應中國新常態(tài)艱難期的要求。
第十四點，金融改革應當持續(xù)推進，特別是對中國宏觀“去杠桿”的資本市場改革、資產證券化和國有企業(yè)改革等組合性措施應當快速推進。第十五點，采取分類處理的方法，對2015年中國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整，一方面防止部分區(qū)域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形成新一輪房地產泡沫，另一方面防止三四線庫存過高的城市出現局部房地產崩潰的問題。第十六點，“穩(wěn)增長”督導和問責制在本質上只是治理地方政府庸政懶政的臨時措施，我們必須從制度層面構建新型地方政府與經濟發(fā)展共融的激勵機制，以代替地方政府過去“跑部前進”、“投資膨脹和投資饑渴”的政治經濟動力體系。
文章關鍵詞：劉元春宏觀經濟
